“你创造机会，才是最好的途径。”

文 / 华商韬略 毕亚军

【1】

1995、1996、1997年，连续三年，《福布斯》富豪榜上的华人首富、亚洲首富都不是李嘉诚，而是香港另一位地产巨擘——恒基兆业主席李兆基。

而且，1996和1997年，李兆基都高居《福布斯》全球富豪榜的第4位，也是至今为止华人在此榜单的最高站位。

1997年之后，深受亚洲金融风暴影响的香港，房价断崖式下跌，股市风雨飘摇……特首董建华在施政报告中的用词是：经济逆境，共度时艰。

一片萧杀中，李兆基的财富大幅缩水，而同样作为地产天王，同时还是香港最大市值财团掌舵人的李嘉诚却在此间超常爆发。

其中的关键转折源自一笔伟大交易，这笔交易不发生在房地产，也不发生在香港，而是发生在遥远的欧洲，在1999到2000年，新旧世纪交替以及信息产业升级换代的惊涛骇浪里。

这笔交易，巩固了李嘉诚的华人首富地位。

【2】

1993年，李嘉诚面临一个抉择。

他旗下的“和记黄埔”与英国宇航合作推出的第二代无线电话（CT2）服务“Rabbit”，进入到第四个年头，依然前途茫茫，而新一代无线通信已在蓬勃发展。

是继续把“Rabbit”撑下去，还是全力发展新一代，抑或是干脆关门，不再冒险做这门生意？

李嘉诚的最终决定是：关掉已因技术落后无力回天的“Rabbit”，大举进入新一代通信业务，即加大投资力度，培育后来大名鼎鼎的Orange（“橙”），并安排最仰仗的爱将霍建宁亲自挂帅重整再出征。

借助新一代通信业务的蓬勃，不几年，霍建宁就将Orange做成了英国第三大移动电话运营商。1994年，Orange的用户才300万，到1999年时，这一数字已增至3500万。

1996年，以Orange为核心的Orange plc还同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和美国纳斯达克上市，并成为伦敦金融时报100指数成份股公司中表现最好的个股。

风光一片大好之时，一贯重视风险管控的李嘉诚，却提早洞悉危机，思考起了如果坏事来临，要如何应对？

李嘉诚后来曾这样回顾他当时的忧虑：

“我看到三个现象∶1、话音服务越来越普及，增长速度虽然很快，但行业竞争太大，使得边际利润可能减低；2、数据传送服务的比重越来越大，增长速度比话音要高很多；3、在科技通讯股热潮的推动下，流动通讯公司的市场价值已达到巅峰。”

另一个巨大压力是，Orange虽然已是英国第三大，但基本上也只能是第三大。

欧洲的前两大电讯巨头英国沃达丰（Vodafone）和德国曼内斯曼（Mannesmann）都把英国市场作为必争之地，已为争夺龙头地位打得不可开交。

老大和老二打仗，最后却死了老三，这在古今中外都屡见不鲜。前景不容乐观，甚至危机已现的局面中，李嘉诚开放性地寻找着扭转局面，成为大赢家的契机。

其开放在于：价格合适，就卖掉Orange。

【3】

Orange有作为第三的不足，也有作为第三的独特价值——沃达丰与曼内斯曼，谁能买下Orange，谁就可以坐地成为真正的老大。

如能激发两家竞买Orange，一定能卖个好价钱。

只要老板一句话，他就总是有办法的霍建宁，很快把一场老大和老二打仗可能死掉老三的恶战，成功扭转到了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的新局面。Orange可以出售的口风刚刚吹出去，沃达丰与曼内斯曼就争着抢着上了门。

接下来便是惊心动魄的商战，但李嘉诚努力让一切云淡风轻。

关键时刻，几乎在焦急度过每一天的李嘉诚，除了明确大方向并不断提醒已经忙到病的霍建宁注意身体，没有给霍建宁任何压力，几十几百亿的价码也都由霍建宁相机行事。虽然交易尾声时，他已睡觉都把手机放在床边调到最大音量，生怕错过霍建宁汇报过来的消息。

多番博弈之后，1999年10月21日，李嘉诚在香港兴高采烈地宣布了最终的答案：

“和黄”决定出售其持有的Orange plc总计49.01%的股权给曼内斯曼，交易总代价包括：相当于港元264亿的现金、相当于港元214亿的由曼内斯曼发行的三年期欧元浮息票据，以及曼内斯曼10.2%的股份。

消息传出，全港沸腾。

最终，在是年的财报上，“和黄”从这一笔交易中获得了1180亿港元的溢利，创造了香港开埠以来的企业最大盈利纪录。